XIAOZHONGMING

23年前，乔布斯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在十年前为什么会被自己创立的公司剥夺了经营权，尔后1995年苹果公司为什么会陷入困境。

视频中，他这样表示：“像John Scully，他来自百事可乐公司，他们最多每十年更换一次产品，更新产品其实就是换个产品的外包装，比如说一个新容量的瓶子。但如果你是一个做产品的人，你在这种类型的公司起不到什么大作用，所以谁会影响百事的成功呢？是那些市场和销售人员。因此他们被提拔，他们有权来掌管整个公司，这对于百事来说是行得通的。

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已经获得垄断地位的科技公司上，像IBM和施乐。如果在IBM，或者施乐做产品，你应该去研发一台更好的复印机或者电脑，但那又如何呢？如果你的公司已经占据垄断地位，那这家公司就很难再取得进一步的成功，所以能让整个公司进步的人，其实是管市场和销售人员，公司的话语权就落在他们手上，做产品的人却被踢出去，不再拥有重要决策上的话语权，这些公司似乎忘记了好产品的灵魂是什么，明明是做产品的人才让他们独占鳌头，但这一切却会被那些分不清产品好坏的掌权者夺走。他们不懂如何将好点子化为好产品的匠人精神，他们也打心底就不在乎怎么去帮助消费者。”

二十多年前，乔布斯的这些话是说给IBM和施乐的，今天，这段话给各类科技公司仍是醍醐灌顶。目前世界排名前位的科技公司，无不是因为创造了大众所喜爱的产品而获得了流量和人气，最终转化为购买力。

在产品思维上践行最彻底，也被外界寄予最高期望的是谷歌。创建只有二十年的谷歌，三位创始人传承着乔布斯“改变世界”的梦想。

感性来说是梦想的激励，但在理性层面，公司创始人特别担心谷歌会重蹈因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不改传统管理方式的科技公司的覆辙——安享最初的成功，不思进取，最终沦为二流企业。

价值观对于一家伟大的公司来说显得至关重要。与乔布斯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思维较有差异的是，谷歌的产品思维更为理想主义，在秉持“高科技救世说”的理念下，每一款产品都被赋予未来科技概念，且以项目组的方式进行研发和生产。

除了搜索业务之外，谷歌的产品看起来并不像苹果那样务实，除了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和汽车，谷歌在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科技领域的探索可谓“脑洞大开”。有让全世界联网的“Wi-Fi气球”，有随血液流动的人体检测仪“纳米粒子”，有现实版《机械公敌》“行走的智能机器人”，有把地球装进果壳里的“量子计算机”……

在科技可以改变生活之外，谷歌的文化中，科技也可以参与制度。近来关于谷歌是否应该与军方合作的大讨论，不仅所有员工拥有对于公司政策业务的话语权，讨论议题也是在一个大命题“科技公司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下展开。

现实版托尼·史塔克——谢尔盖·布林曾表示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人都应该拥有获得工具的权利，技术工具是民主化的核心，硬件和软件的革命几乎优化了所有的东西。”

虽然科技巨头们的气质迥异，但是想要实现产品改变世界的野心如一。

原本音箱产品在进入新世纪后已经不再是科技圈的热门，但在亚马逊开始赋予它智能语音功能之后，又再一次成为科技硬件界的宠儿。

但产品思维并不是想有就可以有的。当初乔布斯请John Sculley做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其说服理由感人肺腑：“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跟着我们改变世界？”但事实最终证明，不是每个人都有科技改变世界的理想，作为世界知名的市场销售经理人，John Sculley认为他的主要任务只是把业界普遍水平的产品能够通过营销方式获得更多的收入罢了。

反观国内，也是John Sculley常有，而乔布斯、拉里·佩奇不常有，更为现实的窘境是在产业发展和产品生命周期上的滞后，更难坚定产品理念、产品思维的信心。

中兴事件之后，关注此事的人心中难免有强烈疑问，如果说因为穷还可以理解，但作为全球第二大GDP产值国，中国在核心技术上为什么发展仍然如此滞后？

参与方VC投资人给到的答案是：资本是逐利的，但投入成本高、门槛高、周期长、回报率低这些特点决定了核心技术投资利润可能和卖肥皂一样少，而更甚者，在短期内会血本无归。

所以，资本的遇冷，让国内众企业看着“英伟达们”每发布一款“核弹”都只能望洋兴叹：为什么只能给别人的灵魂做嫁衣，而不是给自己的灵魂办婚礼？

换个角度，VC们可以用“资本的逐利性”为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信心不足做辩解，作为市场参与方的政府当然也可以，毕竟地方政绩还主要是GDP，即使中央再怎么号召，如果做肥皂能多一千万的政绩，为什么要做芯片呢？口号喊喊就行了，认真必须是在逼不得已。

观其现状，联想到中国古代著名哲人孟子关于“恒产”与“恒心”论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在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的关系上，孟子认为对于普罗大众，应该先有物质利益，然后才能追求精神价值。两千年多年来的耳濡目染，这一价值观已在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当我们认为“先物质利益，后精神思想”这样的观念天然正确，并为之而追求一生时，会发现人性追求享受的欲望比追求知识的欲望强烈且难以驯服得多，而其所认为的士大夫应将追求知识置于追求享乐之前的设想在阶层完全固化的状态下或许可以实现，但现实中却是完全不可能。

在强大的世俗文化下，应试教育更像是一根“鸡肋”，勉强支撑着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对于“民主、科学”的梦想，但更多则是为符合社会上下阶层流动的政治正确。（P.S.：参加过高考的同学，有多少是真心为获得真知进而改变世界？还是主要因为知识改变命运？）

强大的世俗文化，最可怕在于它会让你在“无心”和“无形”中放弃对世间万物的客观实在和人类自身的主观认知本应有的好奇和探索，而这些恰恰又是现代“产品思维”的本质属性。

乔布斯生前曾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虽然看似科技改变了世界，但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在科技背后的哲学，是科学的思维意识。

心理学上说，一个人的性格可以根据不同情境所改变，但气质则主要决定于基因和认知，很难改变。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如此，表象看是技术发展能力受限，没有承担责任的主体，但现象终究是现象，现象背后，基因不能改变，但民族国家是否应该从自身历史哲学进行思维意识上的反思？传承史上哲人在对道德伦理上的认知，而补足与西方哲学在理性思辨、科学思维，和追求真知上的差距？

不是科学改变世界，而是科学思维改变世界。让文化和制度激发出更多认知的可能性，而不是让认知去迎合文化和制度的框架。乔布斯想要和苏格拉底相处的那个下午，不是想要听“先物质，后精神”，而是苏格拉底的发问，可以让他“Stay Hungry, Stay Foolish”。